“NDM-1”既不是一種細菌，也不是一種病毒，僅僅是腸桿菌科細菌產生的一種金屬酶。細菌可以產生多種酶，這些酶會破壞不同的抗生素，NDM-1不過是其中一種，只不過是對抗生素破壞能力比較強的一種。

　　腸桿菌科的細菌是產生NDM-1型酶的主要菌類，產NDM-1型酶的細菌可以通過泌尿系、腸道、呼吸道和血流等多種途徑感染，引起血流感染、肺炎、泌尿系感染以及傷口感染。

　　這種細菌通過醫院的常規細菌培養、鑒定和藥敏方法就可檢測出來，但由于它對包括碳青霉烯類在內的幾乎所有抗生素耐藥，因而治療起來會比較困難，這也正是為何將這種細菌稱作“超級細菌”的原因。

　　難治，并不意味著“無藥可治”。事實上，我們發現，目前替加環素和黏菌素這兩種抗生素對這種酶還是有遏制作用的，超級細菌“超級”的地方就在于可以用來遏制它的抗生素太有限了，導致我們用藥的選擇余地變小，而不是說這種細菌的致死率高或傳播性有多高。其實，類似具有超強耐藥性的“超級細菌”還有很多，比如耐甲氧西林的金黃色葡萄球菌(MRSA)、多重耐藥的鮑曼不動桿菌、銅綠假單胞菌等。

　　大家要弄清楚一點，“超級細菌”并不是隨著產NDM-1型酶的細菌被發現才出現的概念。細菌存在于自然界的歷史要遠遠長于人類，多重耐藥細菌一直就存在，特別是抗生素出現以后。我國各級醫院的臨床醫生，特別是感染性疾病科的臨床醫生每天都在和與產NDM-1型酶的細菌一樣的耐藥菌引起的感染性疾病作斗爭。

　　“NDM-1”的出現是濫用抗生素造成的

　　人類在數十年中一直在不斷地去發現、研制各種新的抗感染藥物，一個新型抗生素從研發到上市需要花費數十億人民幣，花費10余年時間。抗生素的濫用無疑加速了這些人類辛辛苦苦研制出的有效藥物。在這場人與耐藥菌的競爭中，最終勝出的有可能是細菌。細菌是單細胞生物，因為數量巨大，繁殖能力強，適應自然環境的能力比人要強。

　　不管醫生還是患者和家屬，對待感染性疾病都需要一種平和心態，多一些寬容，“病來如山倒，病去如抽絲”，抗生素一定不是“靈丹妙藥”，不能期待一次點滴就“**”。在抗生素的使用上，也要有平和的心態，更需要寬容，給抗生素“減負”，如果不是細菌感染，就可以不用抗生素，更不能片面追求高級抗生素。

　　對“NDM-1”的重視緣于對感染病的忽視

　　產NDM-1型酶的“超級細菌”被各國媒體曝光后，一度引起人們的恐慌，甚至擔心這種“超級細菌”會像當年的SARS冠狀病毒或甲型H1N1流感病毒那樣大范圍傳播。

　　細菌和病毒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概念，病毒并沒有完整的細胞結構，它一定要寄生在細菌或細胞里才可存活、繁殖，而細菌類似于人體細胞，可以獨立進行繁殖。

　　細菌感染和SARS、甲流等病毒感染的途徑完全不同，所以不應該拿這兩者做類比，產NDM-1型酶細菌不會像SARS病毒或甲流病毒那樣通過空氣傳播。

　　國外因產NDM-1型酶細菌致死的病例多是由手術感染導致的，這種細菌引起的是感染性疾病。一般來說，所有由病原微生物引起的人體疾病都叫感染性疾病，包括細菌感染、病毒感染、真菌感染、寄生蟲感染等。

　　SARS和甲流都是感染性疾病，但根據我國防控政策的需要，將它們劃歸為傳染病的范疇。傳染病在我國并不是一個學術上的概念，而是根據國家的防控政策，從感染病中選出一些特定的疾病歸類為傳染病，實際上，在國外，感染病和傳染病并沒有像國內這樣涇渭的分明。

　　在我國，對傳染病的宣傳力度和關注度要遠遠大于感染病，這導致了人們對危害性更大的感染性疾病反而有所忽視，沒有足夠的了解。

　　媒體和公眾此次對NDM-1型酶的高度關注恰恰說明了這一點。當然，這其中也有感染科醫生的“失職”，沒有更早地通過媒體宣傳耐藥菌感染的防治，沒有給普通民眾以科學的“科普宣傳”。但從另外一個層面，也反映出媒體太關注于SARS、H1N1這樣的“傳染病”，反而對于更加常見的“感染病”關注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