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據華西都市報報道，成都某優秀三甲醫院急診科27歲護士張女士，疑因工作壓力大而患上嚴重的抑郁癥，注射了過量藥物自殺。

　　三個月前，河南南陽醫專附屬第二醫院28歲的女醫生因不堪醫療糾紛壓力留遺書后服毒自殺。

　　在美國，平均每天有1個醫生自殺，男醫生的自殺率是普通人群的1.4倍，女醫生為2.3倍。據2007年丹麥一項55種職業與自殺的調查顯示，醫生和護士的自殺相對危險度分別位于前兩位。

　　醫生工作壓力超過其他很多行業，屬于典型的“高壓族”。本期，健康時報記者采訪了眾多醫生，總結出醫生的幾大壓力。希望全社會能真正理解、體諒醫生。

　　他們不是超人

　　微博上“急診科女超人于鶯”用調侃的文字描述了 “超人醫生”的一個個片斷。醫生不是超人，但他們工作起來真的像超人。

　　記者去采訪國內中醫科學院望京醫院骨關節科副主任醫師程桯，到望京醫院門口，程桯說自己在門診，而當記者趕到門診時，他卻已經跑到病房了——從門診樓2樓到住院樓8樓。

　　程桯6點起床，6?誜30出家門，7?誜30前查完房并開完醫囑，8?誜30開始看門診，46名患者看到13?誜20。午餐6分鐘吃完8元盒飯，然后進手術室，16?誜30出來后再去病房走一遍。整天的休息時間也就是手術之前助手在消毒時，他在手術室的地板上坐了10分鐘。

　　記者曾跟隨北京安貞醫院大血管外科主任孫立忠教授上手術，體驗了外科醫生的辛苦，從9?誜30進手術室到17點，52歲的孫教授一步也未離開手術臺，不吃不喝，站了近8個小時。而全臺手術前后加起來達到了16個小時。

　　當天記者還遇見了該科室另一位副教授鄭軍，他當天24小時值二線班，也就是從早8點至第二天早8點，之后繼續留下處理手術后患者并準備第二天的手術，患者病情都處理完才能下班，從來沒有下夜班之說。鄭軍告訴記者，他一周基本兩三天的時間都在做手術，“手術日那天就玩命干，一天一夜，第二天繼續處理病人，后天又是一天一夜……”周而復始。大血管外科急診多，在周末或深夜，平均每周兩次要組織一隊人在手術室度過。這還僅僅是手術的工作量，還不包括查房開醫囑、寫病程記錄、手術記錄等。

　　在北京某三甲醫院神外ICU工作了四年多的護士陳靜(化名)說，每天一進ICU，弦就繃得緊緊的，眼睛都不敢眨，一人監護兩三張病床，患者任何輕微動作，哪怕皺皺眉，她都要馬上去找原因，并想辦法緩解患者的不舒服。

　　ICU的患者常有煩躁情緒，還可能無意識地拔掉身上插的尿管、引流管、輸液管等，護士不僅要看住，還要隨時記錄二十多項監控指標，緊張得連上廁所都像帶著“風火輪”一路小跑。“醫院里走路如風的護士，多半是從ICU出來的。”她說。

　　同時，為了預防肺部感染，壓瘡等，護士每兩個小時就要對所有患者做“霧化吸入，翻身、叩背、吸痰”，很多兩百多斤重的男患者，常常需要幾個護士抬。叩背時要用手叩擊患者背部肺區，一個患者叩兩側肺，二十多個患者全部輪下來胳膊又酸又麻。

　　網絡上有一篇廣為流傳的文章《女孩，嫁人一定不要嫁給醫生》，第一個理由即是：嫁給醫生，你要做好準備，在你們以后的生活中，你要耐得住孤獨，你將一人度過大部分的時間。他沒有節假日，沒有休息日。

　　他們也會生病

　　在北京兒童醫院急診科里，有一位戴著麥克風上班的大夫，此舉招來了個別患者家屬的不理解，認為是對患者的冒犯。

　　“其實，這位30來歲的女大夫，患了聲帶小結，兩周內不能發聲，但她實在不敢休息，又不能大聲說話，于是想出了這個辦法，幾周來她的病情越來越重，也沒時間治療。”北京兒童醫院急診科副主任高恒淼告訴記者。

　　“大家平時根本不敢請事假，感冒發燒也是扛著，因為你請假，你的活就得同事分擔，大家都太累了，于心不忍啊。”高主任說。

　　上述網文說：嫁給醫生，你要做好準備與他一起承受神經衰弱的病痛。年輕時睡眠再好也經不住值夜班時一次次被咣咣的砸門聲驚醒或被成宿的手術摧垮。他的睡眠變得像玻璃紙一樣脆弱。

　　嫁給醫生，你要做好準備日夜為他身體擔心。睡眠不足可間接引起各種疾病，體力嚴重透支，吃飯時間不定，所以許多醫生都有慢性胃炎或胃潰瘍，有的年紀輕輕就做過胃大切。

　　高血壓是大血管疾病的重要原因之一，盡管孫立忠教授深知這點，然而他的團隊在這個被形容為血戰、夜戰、死戰的戰場上，一半醫生都高血壓。他幽默地說：“患者一出血，我們就出汗，患者血壓低，我們就血壓高。”

　　2010年，一項調查數據顯示，國內有28%的醫護人員有焦慮、煩躁感，12%的醫護人員患有抑郁癥。張玲自殺事件的微博在醫生中被大量轉發后，一位北京的醫生在評論中表示，“我昨天剛測完，輕度的焦慮和抑郁。”

　　他們也有家人

　　“嫁給醫生，你要做好準備，獨自承擔所有的家務和獨自教育兒女。你不要指望他會有時間或者有體力幫你干些什么，因為，要么，他根本沒時間回來，要么，回來就會可憐地抱著你，頭靠在你肩上，對你說身心疲憊，想躺一會兒。”網絡文章這樣描述。

　　“回家后誰不想跟老婆孩子溫存溫存，跟父母喝個茶呢?沒時間，因為要寫科研課題。”程桯回憶了一下，這半個月單獨的娛樂活動是跟老婆去聽了一場演唱會。

　　在程桯看來，這種焦灼狀態并不是他一人獨有。“多少醫生的家里出現感情問題，多少醫生的父母在醫院里沒人照顧?太多了。醫院麻醉科的一位專家，只能周末在別的醫院里陪老母親，周一至周五忙得根本沒法請假，親媽管不上，這讓她很有壓力。”

　　因為對自身狀況的滿意度太差，許多醫生不僅自己改行，甚至也反對子女學醫。2011年，健康時報曾進行了一次“行醫環境調查”，吸引了近萬名醫生參與。調查結果顯示，88.47%的醫生反對自己的孩子學醫，而這一數據在2002年僅為53.96%。

　　他們成材期漫長

　　一名醫生的成長周期很長：大學本科5年，如果再繼續讀學位，3年碩士，3年博士，一共23年的教育，拿到博士學位就30歲了，而這時還只是一個一般的醫生，等完成住院醫師、專科醫師等等的訓練，才能成為一名合格的醫生，這時，已快40歲了。

　　國家對醫生的要求是學術和臨床兩頭干，醫生常把這個要求稱為“五個量”，即工作量、手術量、門診量、文章量、課題量。程桯念叨這個五個量時，語速飛快，爛熟于心。不僅如此，醫院的職稱評定還可以用“馬拉松”形容，7年醫學院碩士畢業后，從住院醫師到主治醫師至少6年，主治醫師到副主任醫師也最少6年，我們所看到的主任醫師，至少是畢業后25年才能享受的資格。

　　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醫學心理科醫生陳華在接受國內健康界記者采訪時說：“三甲醫院的醫生，都是在學校里經歷了無數輪的PK。而要想在高手云集的大醫院里有一席之地，需要不斷做醫學、教學、科研等工作。”

　　醫學的職業是永無止境的，要不停地學習，稍微一停就落后了。但是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有體力透支的時候。

　　他們也要養家

　　醫生的工資常常讓人很好奇，今天我們拋開是否有灰色收入，是否有講課費、紅包、回扣等等，僅僅就講工資。

　　“這個月又走了三個醫生，大家對績效工資不抱希望。”這是上海一名基層社區醫院工作人員上周五發的微博。他告訴記者，在每月工資加獎金到手才2000元左右的情況下，基層醫生們“逃走”了。

　　今年年初，媒體報道月嫂月薪過萬時，微博上一位北京協和醫院醫生曬出自己的工資單：發工資了，拿到工資單一看，欲哭無淚啊!到手工資才2500，一個博士相當于10個250啊!那有人說：你有回扣和別的收入吧?**，我真木有啊!

　　這絕不是個例。近日有媒體報道，今年國內所有的8年制醫學博士，初次就業的起薪普遍不高，能拿到7000~9000元每月的僅局限于很少的幾家醫院;而95%的調查對象的收入為3000~7000元之間。

　　“這對于8年制其他科目博士而言，是難以想象的。在上海，學經濟管理、IT的博士，初次就業早就是五位數的月薪。”中山大學醫學院教授謝汝石對國內健康界記者說，“我一直反對這種做法，作為八年制的醫學生，在學習、高考時都是非常優秀的人，但現在，在他們剛工作最需要錢時，卻給了他們一個**的打擊。”

　　醫生收入低會帶來煩躁感，醫生也需要生活。就像六六在《心術》中寫的一樣，拿的是賣白菜的錢，干的是賣白粉的活。

　　他們常有挫敗感

　　六六曾寫道，成就感這個東西對每個人都重要，讓你覺得活得有價值。然而，醫生的挫敗感、無助感卻是常態。

　　北京一家醫院的搶救室里，七八名醫生忙碌著。一個多小時過去了，患者搶救無效，醫生宣布死亡。搶救室門一打開，病人家屬一擁而上，抱頭痛哭。這時，一位年輕的醫生，拖著疲憊的身子走到患者老伴、一位八十多歲的老太太面前，伸出手，握住她顫抖著的手。這位北大醫學部急診專業在讀研究生、即將成為一名急診科醫生的小伙子說：“當你全力地投入一場和死亡的較量中后，他仍然走了，你的心也空了。那種累，不僅僅是體力消耗殆盡，還有心靈疲憊不堪。”

　　孫立忠教授也同樣有過這樣的經歷，“1983年，我做住院醫時，病房住著一位和我年紀相仿的小伙子，得的是主動脈瘤。等手術期間，我們成了好朋友。但他卻在手術臺上出血而死。這讓我很難過，活蹦亂跳的一個人，上來沒半個小時，血流完了，人就沒了。此后很長一段時間，我心里都很排斥這種手術，甚至都讓我不想當大夫了。”

　　解放軍第302醫院肝臟腫瘤診療與研究中心主任楊永平說，醫生與長期找他治療的患者都會成為朋友，而如果一個人，每隔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就眼看著自己一個好朋友離世，自己又束手無策，這種挫敗感，別人很難體會到。沒有強大的內心力量，很難持久支撐下來。

　　精神科醫生的職業成就感更受挑戰。北京安定醫院老年精神科主任鮑楓在精神科已經干了二十多年了，他說：“外科醫生一刀下去，病灶就沒了，能看著患者健健康康離開醫院。但精神疾病病程相當長，出院時正常了，沒準幾個月，幾年又會犯病，特別是有自殺、自傷傾向的患者，家人一下沒看住跳樓了，這對醫生的打擊特別大，會終生有負罪感，從而導致抑郁甚至可能結束職業生涯。”

　　首都醫科大學楊鳳池教授等人幾年前的一項調查研究顯示，我國醫生的職業倦怠感狀況較為普遍，嚴重程度令人堪憂。其中年輕醫生(41歲以下年齡組)的職業倦怠狀況最嚴重、最典型。

　　“除了生命以外，其他東西都允許出錯，但是生命是不允許出錯的，錯了就改不過來了。”謝汝石指出，這個要求會給醫生帶來很大的壓力。

　　他們常常處于危險中

　　醫護工作與疾病為伴，這個職業有著天生的危險性，就如SARS期間，沖在一線的醫護人員難免被感染一樣。

　　在記者接觸的醫生中有一個共識：“我們的職業現在太危險了”。這種危險有兩層含義，其中之一就是職業本身的風險。

　　鮑楓二十多年前第一次進精神科病房，就被一位患者揪著領子推到了墻上，然后圍上一群目光呆滯的患者，他一下子體會到了這個職業的特點——真的是“打不還手，罵不還口”。“遇到精神病患者犯病，大家會本能地躲遠點，因為精神病患者對自己的狂躁行為不承擔法律責任。但是精神科醫護人員不能躲，治病時挨罵受氣是常事，甚至會挨打，職業風險更大一些。”

　　據他所知，沒有哪個精神科醫生沒挨過患者的罵，醫生們聽這些不雅的罵人話就和聽“你吃了嗎”一樣自然。有時患者揮手就是一巴掌，有的患者拽住醫生就痛哭、訴苦，十多分鐘也勸不住，醫生們也無法計較。

　　他們還要“被舉證”

　　“你從沒有在世界其他地方聽說過有患者拿刀砍醫生，這是國內特有。”一位醫生如是說。嫁給醫生，你要隨時等待著他被告上法庭的那一天。

　　隨著醫療費用的上漲，醫護人員已經開始代社會醫療制度受過，民眾把對社會醫療體制的抱怨、焦慮轉到醫生身上。醫患之間互不信任，當病情變化時，他們往往第一反應是，是不是手術做錯了，甚至用設備監視醫生的行為，比如攝像機、照相機、錄音筆等為了告狀準備證據。

　　這種壓力甚至導致了醫生在處理問題時，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因為當出現醫療糾紛時，法律上采取的是“舉證倒置”，即醫療方要拿出證據自證清白。5月8日，河南南陽醫專附屬第二醫院28歲的女醫生在無奈之下，選擇了以自殺“自證清白”。

　　當醫生，每天都在小心翼翼，特別是腫瘤醫院，生怕哪一句話說錯了。一位優秀腫瘤科醫生說，特別在意自己的說話的語氣，比如說腫瘤，就說成“長個東西”，轉移說成“跑到肝上了”，做肛查時說把褲子“退下來”，而不是“脫褲子”，要開刀動手術，就說“我們要把這個東西拿出去”或我們把這段腸子“截一段”。在他看來，語言的確是一門藝術。

　　急診科是高風險、高強度的科室，醫患糾紛向來多。急診醫生需要在極短時間內對急重病人做出診斷、搶救和治療，還要向家屬解釋病情，由于病人數量多、病情急重，醫生往往先搶救病人，沒有時間向家屬反復詳細的解釋病情，這常常是家屬投訴的原因。更有甚者，只要患者出現病情變化，就說成是醫生、護士的責任。兒童急診科更是如此。在記者采訪期間，高恒淼主任就一直在處理一起醫患糾紛。孩子來時，發燒、頭痛、嘔吐，精神很差，后來出現大小便異常，不排除中樞神經系統感染，也就是腦、脊髓或腦膜的感染和炎癥，經頭顱CT檢查、腰穿和脊髓核磁檢查診斷為脊髓炎。經過治療，孩子好了，但家長不干了，說脊髓炎是做腰穿做壞了的，要醫院 賠，還威脅說，“我知道你們醫院所有領導的電話，不給解決就挨個打。”

　　高主任說，經過調查，做腰穿的醫生沒有任何失誤，但當他通知當事醫生時，這個已工作十年的醫生仍然非常緊張。

　　同樣是北京兒童醫院急診科，四年前接診了一個病情危重的腦炎患兒，雖然當時告訴家屬，即使積極搶救治療，仍有極大可能死亡或存活后出現生活不能自理等嚴重后遺癥，家屬也在病情通知書上簽字確認，但家屬還是決定試一下。當患兒存活并且生活不能自理后，家屬卻不干了，說醫院給治壞了。于是做了醫療事故鑒定又做司法鑒定，官司從初級人民法院打到中級人民法院，雖然兩次鑒定及兩級法院均認為除初診醫生由于過于忙碌，在第一次和家長溝通時交待病情不夠細致外，不存在其他任何過失。家屬仍不甘心，于是就在醫院門口擺了個攤兒，讓孩子坐在輪椅上，掛上橫幅，成了醫院的“釘子戶”。

　　這種尷尬在北京腫瘤醫院某優秀專家那里也常遇到。他在微博中講了一個故事：今天很糾結，一位直腸癌復發，侵及盆腔附件的患者，36歲，讓她去放療，效果不佳。非讓我給她手術，我說手術風險很大并發癥多，家屬和病人都堅持。最后病人丈夫一句話：大夫，我們的孩子太小，您不做我們就等死了，說著丈夫的眼圈濕潤了。我曾有這樣經歷，好心但出了并發癥家屬立即翻臉!糾結糾結。

　　他還說，“做醫生不求有功但求少過，常在河邊走，盡量少濕鞋。我們真的不希望當病人的救星，因為我們沒那么大的本事。手術成功您別跪地磕頭，不成功也別大打出手。都是普通人，我們和您一樣希望平平安安，高高興興，累點不怕，苦點無妨，大難中我不是天使，現實眼下別叫我白狼，我只是醫生。”

　　“每個醫務工作者都苦，可有幾個病人能體諒?而且病人的情緒我們易懂，又有幾個病人懂得我們。我們只是想付出之后得到點尊重，得到一個帶笑的謝意。我們亦是人，亦有感情，不希望在自己溫柔態度后得到一個不屑的眼神。”成都自殺女醫生如是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