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學了，看到學校換上了新的窗戶，墻壁也粉刷一新，真開心。可是走近了卻看到大大的‘拆’字。如果學校拆了，我們去哪兒上學呢?我們不想離開教室，我們想上學……”

　　“這段時間，我們一直在沒有電的環境下刻苦學習著。我不知道為什么要給我們停水停電，是因為我們是外地的孩子嗎?但我們同樣是祖國的花朵，為什么就不能擁有一個光明的教室?……現在天越來越冷了，外面天黑得也越來越早了，我不知道我們還要在黑暗中等多久……”

　　北京紅星打工子弟學校小學生在日記中寫下了他們的愿望——能夠坐在光明的教室里學習——但現在學校能否存在下去都是個未知數。

　　由于所在地村委會不再同意出租土地，并以斷水斷電相威脅，紅星學校面臨被強拆的危險。

　　從今年開始，我國全面實行義務教育免費，同時政府明確提出要切實解決好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就學問題。然而，外來務工人員子女上學問題依舊不容樂觀。

　　停水停電就因為我們是外地的孩子嗎?

　　走進紅星學校，正是下課時間，孩子們在教室外玩耍嬉戲，玩沙包、跳皮筋。墻上用白漆寫的一個“拆”字顯得很刺眼，但孩子們似乎已經熟視無睹了。

　　“咻——”一陣哨子聲響起，該上課了，孩子們又得回到昏暗的教室里。自從停水停電以來，紅星學校只能以哨子代替鈴聲，孩子們喜歡的電腦課和音樂課再也無法上，甚至連課間操也不能做了。

　　紅星打工子弟學校位于北京市海淀區東升鄉小營大隊潘莊村北，成立于1999年，現有學生1426名，教職工56名。由于師資水平高，收費又低，很多外來務工人員都愿意把孩子送到這里。

　　今年8月，紅星學校所在的村委會突然要收回土地，這讓紅星學校一下子面臨停辦的危險。

　　據校長謝振清介紹，學校校舍及土地是她從北京商人龐春來處租來，龐春來此前從小營村委會租的此地。1999年，謝振清和龐春來簽訂合同，一年租金22.5萬元，合同簽訂到2008年。2006年，在原合同未到期的情況下，因為村里劃了一片地并拆除了部分校舍，她和龐春來再次簽訂合同，從2006年至2011年，租金不變。

　　據稱，在龐春來與村委會的合同上，約定租地至2012年12月31日期滿。但村委會不承認有這份合同，認為租期已到，而且龐春來在轉租過程中擅自將合同中規劃的商業區改做學校，村里有權收回土地。雙方矛盾愈演愈烈，后來村委會派人進校在墻上寫了“拆”字，并從8月25日開始停了水電。

　　“我們是提前付過房租的，如果突然收回，這1400多個孩子怎么辦呀?”謝振清說。學校和小營村委會反復溝通，希望協商解決，不要影響孩子們上課，卻未果。

　　紅星學校的條件本來就很簡陋，教室是兩排水泥平房，每間教室只有一扇窗，陰天時根本看不清黑板。“停了電，這1400多個孩子都要戴上小眼鏡了。”謝振清苦笑著說。

　　紅星學校只好向海淀區教委求援。但實際上，紅星學校一直沒有取得辦學資格，“誰不想有個名分，可辦不下來，就這么懸著。”謝振清說，主要是辦學條件達不到標準，比如沒有200米的跑道，但這對于紅星學校這樣的民辦學校來說太難了，這意味著要提高收費標準，“農民工哪有那么多錢啊。”

　　謝振清為記者算了一筆賬：現在紅星學校有小學一年級到初三共1400多名學生，低年級學生比例較大，小學生每學期學費400元，中學生600元，書費單收。56位老師平均月工資在1000元上下，每月支出6萬元，一學期總共30萬元。房租、水電及桌椅設備維修費每學期又需支出16萬元，學校收入的50余萬元學費所剩無幾。“說實在的，學校連換個水龍頭，都要老師跑批發市場買**的。有的學生家里經濟困難，我們就不收學費。今年我們一分錢沒收的就有十幾個孩子，減去一、兩百元學費的有50多人。學校也很艱難啊。”

　　公立學校的餐費農民工就付不起

　　北京市海淀區教委社會教育科科長朱建新在接受國內青年報記者采訪時說，紅星學校目前辦學標準不規范，應讓孩子盡量轉到公辦學校就讀。

　　謝振清告訴記者，這些孩子都是公辦學校上不成才來到紅星學校的。她說，家長們肯定是先去找公辦學校，但周邊許多公辦學校都表示招生名額已滿，暫不招收戶口不在本地區的學生。而且，農民工子女去公辦學校難免會遭到歧視，很多學生就是因為在公辦學校受歧視才轉到這里的。

　　但朱建新認為，公辦學校完全有能力接納大部分農民工子女，海淀區政府多次下發文件，要求公辦學校做好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接收工作，政府近年投入2100萬元對接受打工子弟學生的公辦學校進行擴建，添置桌椅。“我們希望每個孩子都盡可能的享受到優質教育資源，實際上公辦學校的門檻并不高。至于歧視問題，實際上沒那么嚴重，有時候是民辦學校為招到學生對家長的一種誤導。”

　　而謝振清等民辦學校的校長卻堅持認為，農民工子弟學校的存在仍有其合理性，有些是公辦學校無法做到的。比如公立學校通常都是早晨8時入校，下午4時放學，但農民工一般很難準點接送孩子，紅星學校則可以根據農民工家庭的現實，靈活調整接送時間。另外，即使公立學校放低門檻，但現實仍有許多障礙。比如要求家長提供工作證、家鄉無監護人員證明等。“賣菜、撿垃圾的哪來的工作證啊，開證明也很難，專門為此回去一趟，而且就算家里有爺爺奶奶，孩子終歸是跟著父母好啊!”謝振清說。

　　謝振清還告訴記者，就算取消卵讀費，公立學校的開支還有很多，比如中午6元錢的午餐，“這是農民工一家人吃一天的錢啊”。還有學校舉辦的各種活動、興趣班等，“孩子們參加吧，肯定需要錢;不參加吧，看到別的孩子都去了，心里肯定不好受”。她認為歧視有時候是無形的，卻很難避免。

　　一邊是得不到教委承認，一邊是大量農民工孩子等著上學，農民工子弟學校就生活在這個尷尬的夾縫中。

　　但政府則更多地從安全和責任角度考慮問題。朱建新告訴記者，根據2008年6月的統計，目前海淀區義務教育階段就讀的來京務工人員隨遷子女共5萬多人，其中82%在公辦學校上學，近3%在已經審批的民辦學校，還有15%在未經審批的民辦學校。這些未審批的學校辦學條件非常差，存在很多安全隱患，如亂拉電線，食堂沒有衛生許可證等，“一旦出事，后果非常嚴重”。北京市政府已決定在2011年徹底清除這些未經批準設立的民辦學校，盡量讓孩子們進入公辦學校就讀。目前，區政府已經與各街鄉政府簽訂協議書，不得出租房屋給沒有辦學資格的單位，嚴格控制新的農民工子弟學校出現。

　　有學上總比沒學上強

　　“我非常擔心，有一天我這個教育局長成為孟學農第二，因為安全問題被免職。”貴州省貴陽市教育局局長李秉中說。2007年,貴陽市教育局對全市民辦學校進行調研發現，絕大部分不符合安全標準。

　　北京市豐臺區教育局副局長李永生認為，政府應該保障流動人口適齡兒童和北京籍的孩子一樣享受高質量的義務教育，這是政府堅持社會正義和公平的基本責任，但之前由于政策不明確，財政投入有限等客觀限制，政府責任缺位了，所以才產生了打工子弟學校。“這是一種無奈之舉，實際上他們代替政府承擔了義務教育的職責，為一代人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但現在形勢發生變化了，政府對農民工子女教育越來越重視，農民工子弟學校應該逐步減少，或被政府收編。”

　　對于紅星學校的“既存事實”，朱建新認為，應該實現自然淘汰。“我們要進一步加大公辦學校的接收力度。從2003年的61所未批民辦學校，到現在的16所,沒有一所學校我們是強制取締的，都是辦學者自行關閉的。”

　　但紅星學校目前陷入困境，政府卻不能坐視不管。朱建新告訴記者，他們已經向東升鄉政府致函，希望妥善解決紅星學校的土地糾紛問題，避免讓上千個孩子面臨失學危險。

　　為紅星學校提供法律援助的田坤律師認為，要考慮教育先行，水電不能說停就停。

　　據了解，北京市政府對這些打工子弟學校的政策是“取締一批、規范一批、扶持一批”。

　　讓孩子們都到公辦學校念書是個理想。但實際上，沒有哪個教育局局長敢說已經實現了這個理想。現實是，公辦學校無法容納所有適齡的農民工子女。

　　以上海為例，據統計，到2007年年底，上海還有258所農民工子女學校，有17萬名學生。上海市教委基教處處長倪閩景坦承：“這些學校多數屬于非法辦學。但即便是在教育資源豐富的上海，在城郊接合部，公辦學校還是容納不了那么多學生。”

　　“就像你原來做了一桌飯夠10個人吃，10個人吃完了，又來了10個人，我們沒有這個準備。”貴陽市教育局局長李秉中說，民辦學校確實不夠條件，但你得承認他，孩子有學上總比沒學上強。

　　農民工子弟學校何時能光榮下崗?

　　2008年8月12日，國務院發布通知，從2008年秋季學期開始，全部免除城市義務教育階段公辦學校學生學雜費，在接受政府委托、承擔義務教育任務的民辦學校就讀的學生，按照當地公辦學校免除學雜費標準，享受**。

　　而浙江大學民辦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吳華則認為，通知中將享受財政**的學生限制在公辦學校和受政府委托的民辦學校之內是不合理的。“事實上，現在絕大部分農民工子弟學校沒有接受政府委托，但他們一直在為政府做義工!”

　　《義務教育法》規定，義務教育是國家統一實施的所有適齡兒童、少年**接受的教育。吳華認為，不論公辦還是民辦學校，適齡兒童都應當按照法律規定實施免費義務教育。

　　吳華提出，對紅星這樣的學校，要扶持規范，幫助他們拿到政府的批準文件，享受財政**。

　　據浙江大學民辦教育研究中心統計，現今整個義務教育階段的民辦學校中有870萬名學生。“如果全部納入財政**，這筆錢占我們整個義務教育經費的比例只是0.5%。”吳華認為，浙江省長興縣的“教育券”制度就是**民辦學校的一個好辦法。該縣從2001年起，給義務教育階段的學生發放一定面額的“教育券”。學生如到民辦學校就學，憑券每學期可減免相應費用，這筆錢由當地教委向學校支付。

　　中央財經大學教授栗玉香認為，城市為農民工子女教育埋單應該是城市反哺農村的自覺行為。

　　事實上，各大城市都在逐年加大對農民工子女教育投入。從2004年起，上海市政府每年撥3000萬元用于改善農民工子弟學校硬件。從今年起，上海對農民工子弟學校給予3年的緩沖期來轉入正軌。“到2010年,將不再有一個沒政府管理的農民工子弟學校。”倪閩景說。

　　貴陽市的扶助辦法則是出臺了對民辦學校的特殊評估標準，同時把公辦學校和民辦學校一對一結成對子，給民辦學校派教學副校長，再派兩個支教教師。從2007年起由教育局提供專項**金。“不管你經沒經批準，只要是進城務工子女，每個孩子100元，我們共計拿了800萬元。”李秉中說。

　　但也有教育局局長擔心，自己這里做得太好了，就會有更多的農民工子女涌來。“到時候我們沒有那么多錢補，老百姓就會對我們不滿了。這不是給自己找事嘛!”一個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教育局局長說。

　　“我**的希望就是有一天我們的學校辦不下去了，所有的孩子都可以毫無障礙地進入公辦學校，那我們就可以光榮地轉行了。但從目前來看，這個目標還遠遠沒有達到。”一位民辦學校的校長這樣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