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歲的《辭海》：今后誰編纂原創性大型類的圖書?

　　在今天的文化環境和文化市場中，一個命題油然而生：今后，誰來編纂原創性大型類的圖書?

　　當普通讀者使用最多的《辭海》(2009年版三卷本、縮印本)出版時，2010年的鐘聲敲響了。從1915年著手編著到1936年出版，再由 1957年開始修訂到1979年出版，以后每10年修訂一次，《辭海》已經生存了近百年，并且始終保持著旺盛的生命力。一代又一代編纂者，為其前仆后繼，鞠躬盡瘁;一茬又一茬讀書人，對其愛不釋手，養性修身;一任又一任國家領導人，就它的修訂殷殷囑托，切切情意。《辭海》的故事，難以說盡。《辭海》的故事，是時代的印記，在今天的文化環境和文化市場中，非常特別。它使本刊記者浮想聯翩，一個命題油然而生：今后，誰來編纂原創性大型類的圖書?

　　編纂《辭海》，民營資本

　　1915年，現代國內出版業的**者——中華書局，呱呱墜地只有3個春秋。也許是商業使然，也許是責任擔當，總經理兼社長陸費逵，在友人的倡議下，決定編纂一部集漢語詞匯之大成的大型綜合性詞典，取名《辭海》。

　　那個年代的國內，軍閥混戰，社會動亂，民不聊生，以一家民間出版機構來做，談何容易?從上馬伊始，《辭海》的編纂，就斷斷續續，轉眼多年過去，只收集到幾十萬字的資料。陸費逵不甘心。他深知編纂《辭海》這樣一部大書，不是一年兩年，也不是三年五年能成就的，**有一位知識淵博、執著認真、甘于清貧的人來主編，才有可能完成。他向舒新城發出邀請。舒新城曾與毛澤東在湖南第一師范學校共過事，那時滿懷“教育救國”的理想，正埋首于教育史的研究和寫作，因而沒有應允。陸費逵沒有放棄，一次又一次邀請，一次又一次等待，直至第7次，時光過去6年，舒新城被深深感動，才答應下來。舒新城果不負厚望，全身心投入，終于在8年后完成全部編纂工作。1936年，《辭海》橫空出世，轟動社會。舒新城后來說道，主編《辭海》，是為友誼、為讀者、為文化，放棄個人理想。

　　陸費逵7次邀請，舒新城8年苦功，更有那些默默無聞的編纂者21年的辛勞。一家民間出版機構，苦心孤詣，建造起一座文化大廈，為中華文明添上一筆難能可貴的財富。中華書局后來如日中天的聲譽，與它出版的《辭海》乃至各種有著深厚文化底蘊的圖書息息相關。

　　修訂《辭海》，國內之力

　　時間在飛速逝去。1957年的一天，毛澤東主席在頤年堂會見舒新城。毛澤東說：《辭海》我在20年前就使用到現在，在陜北打仗的時候也帶著，后來在延安敵情緊急的情況下，不得不丟下埋藏起來，以后就找不到了。現在這部書太老了，比較舊，希望修訂一下。

　　由此，修訂《辭海》的工作緊鑼密鼓開始，中華書局辭海編輯部在上海成立。1958年5月，中央致電上海市委同意在國內調配編纂力量。于是，陳望道、傅東華、劉范猷、任銘善、李毓珍、曾彥修、劉大杰、錢子惠、徐森玉、談家楨、譚其驤、周信芳、金兆梓、徐鑄成、趙超構、賀綠汀、蘇步青、李國豪、程門雪、朱物華、李俊民、馮契、蔣學模、周谷城、嚴北溟、周予同、馮德培等一大批各個領域的專家學者，先后被調至《辭海》編輯部，參與編纂和審訂工作。

　　1965年，《辭海》(未定稿)出版，內部發行。然而，不久“文革”開始，《辭海》編輯部不是“桃花源”，同樣遭到劫難。“廟小妖風大，池淺王八多”，這是“文革”中張貼在《辭海》編輯部門前最有代表性的一副對聯。在“四人幫”及其爪牙眼里，匯集于《辭海》編輯部的專家學者，當然都是一些“牛鬼蛇神”、“反動學術優秀、走資派”。今天斗這個，明天批那個，一時間，《辭海》編輯部腥風血雨。

　　在這動亂的時刻，中央沒有忘記《辭海》的修訂。1971年3月，周恩來總理在國務院召開的國內出版工作會議上指出，不能把17年出版的圖書統統報廢、封存、下架，要繼續修訂《辭海》，并將其納入國家出版計劃。1974年，時任解放軍總參謀長的鄧小平，批示軍事科學院對《辭海》中有關軍事的條目進行審改。中宣部、中組部、外交部、國家民委、國務院僑辦、國家宗教事務局、中科院、社會科學院、測繪局等國家有關部門，都組織力量審定《辭海》條目。在留存的外交部檔案中，與《辭海》編輯部來往的審稿意見就有一萬多字。

　　1979年，《辭海》修訂版出版。22年風雨之路，沒有國內之力，沒有中央支持，很難成就，更沒有今天在人民群眾中的影響力。它的優秀性、科學性、準確性，在人民群眾中有口皆碑。

　　出版《辭海》，洛陽紙貴

　　《辭海》修訂本的出版，是1979年秋天人們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國內各地出現了通宵排隊購買的盛況。

　　在山西，一位讀者在本縣沒有買到，坐車趕到鄰縣去買，又沒有買到;再坐車，到另外一個縣去買，仍沒有買到。如此這般，他竟跑了8個縣城，還是沒有買到。在上海，有一對年輕人，喜結連理的任何物質條件都有了，可就是缺一部他們心儀已久的《辭海》。他們立下誓言：買不到《辭海》，不入洞房。于是，他們東生孩子，西生孩子，最后，排了一個通宵的隊，才買到。而這時，離他們的婚期已過了半年。一位軍人，多次去書店沒有買到，便給《辭海》編輯部寫了一封長信，希望能郵購到一部。編輯部滿足了他的愿望。讓編輯們沒有想到的是，這位軍人在收到書后，竟將自己在對越自衛反擊戰中獲得的軍功章，寄給編輯部，表示自己的謝意。陜西一位讀者，買不起《辭海》，就把自己的手表賣了，再走后門買回一套《辭海》。他說：“手表不論戴在誰的手上都在走，知識裝在自己的腦中誰也拿不走。”

　　在《辭海》出版的第一年中，三卷本、縮印本、分卷本，共銷售了460萬部。也許，用“久旱逢甘霖”這個詞，能解釋洛陽紙貴的緣由。“文革”的破壞，使得整個華夏大地到處是殘垣斷壁，滿目蒼涼。知識分子不敢寫書，出版社不敢出書，讀書人讀不到書。文化饑荒呀!然而，僅以此還不能說明全部問題。四川讀者石定扶，藏有5套不同版本的《辭海》。上世紀60年代初，他從師范學校畢業，分配到一所中學任教，父親特意從舊書店買來一本1936年版的《辭海》，對他說：“遇到疑難時常翻翻，千萬不要想當然，誤人子弟。”1979年修訂版出版了，他立即設法購回一套。從此，一部《辭海》，成為他教學生涯中的忠實伴侶。由此，在當地教育界，他享有教學“知識面廣，嚴謹準確”的良好聲譽。他送給女兒、侄兒的禮物，都是《辭海》。

　　任何時候，人民群眾都需要《辭海》這樣的書。《辭海》是知識的航標燈，《辭海》是有言無聲的大師，《辭海》是心靈按摩師，《辭海》是良師益友，《辭海》是沒有圍墻的學校……人們以自己的親身感受贊美《辭海》。“對不對，查《辭海》”，已深深扎根在每一個人的潛意識中。

　　《辭海》精神，千秋萬代

　　《辭海》是一部大型綜合性辭典，之所以稱之為“典”，一是它的規范性，二是它的準確性。任何書可以有差錯，但是《辭海》不能有。其優秀性之要求，加之社會發展之需要，決定了《辭海》每10年修訂一次的方針。于是，在1979年修訂以后，1989年、1999年、2009年又進行了三次大規模修訂。每一次修訂，成千上萬條新詞被補充進去，又有成千上萬條沒多大意思或重復的條目被刪去。《辭海》的學術和技術質量，在不斷登上一個個新的臺階。

　　《辭海》在近百年的編纂中，形成的那種實事求是，一絲不茍，字斟句酌的作風與精神，在每一次修訂中，得以體現并且發揚。93歲的中醫大家裘沛然，從第一次修訂起就參與寫作和審定。1957年，正是大躍進之風吹遍國內之時，《辭海》的修訂，難免受到影響。1961年2月，《辭海》編委會召開了具有歷史意義的各學科召集人擴大會。這次會議，否定了大規模群眾運動的寫作方法。兩個星期后，國內140多位專家學者集中到上海浦江飯店，對已經完成的《辭海》二稿進行修訂。半年之久的“浦江集中”，是國內知識分子智慧的一次大展示，大奉獻。

　　裘沛然回憶，那時他與張鏡人、姜春華先生陪同程門雪院長，對中醫科目進行編寫、審定。他們從早到晚，不曾有一點休息，既有商討，也有爭議，還不斷征詢同道的意見，往往為一條詞目，反復修改。在修訂1989年版時，為增寫藏族醫學條目，裘沛然多次進京核對資料，征求意見。在寫優秀中醫陸淵雷條目時，他數次到陸家核對。往往為幾個字，花幾天的工夫。定稿時，他在南昌路中醫文獻館，每天中午一杯茶，一個面包，瞌睡也不打，持續工作兩個多月。在修訂 1999年版時，他干脆躲進鄉村小屋，夜以繼日，寫稿審稿。

　　曾經有人問橋梁專家李國豪教授，編《辭海》能拿多少稿費。李國豪教授笑笑說：“我不計較這個。《辭海》是項大工程，涉及幾千作者。如果都要計較收入，那是什么事都干不成的。我很懷念五六十年代那種精神，大家召之即來，一心一意。誰想過稿費?都沒有。只感到編《辭海》是件光榮的事情。現在的人要像以前那樣單純，已經不可能了。”

　　《辭海》在修訂的最初幾年，所有參與寫作、定稿的人，分文不取。后來考慮大家太辛苦，給一些主要編纂者發了二百元的**。但是，很多人又將這點錢交給了本單位的組織。1979年，修訂版正式出版時，有了稿費。然而，這個數字說出來讓人有點心酸：一千字5.5元。一個條目只有幾十個字、最多一二百字，也就幾分、幾毛錢，而花去的時間是幾天，甚至幾個月。《辭海》修訂版的四任主編舒新城、陳望道、夏征農、陳至立，都沒有拿過一分稿費。在《辭海》編輯部，曾經有人戲言道：“如果要懲罰一個人，那就讓他去編辭典。”

　　參與《辭海》修訂的作者，多達5000多人，能夠在作者名單上留下名字的只不過600多人。但是，半個多世紀來，《辭海》卻沒有因署名鬧過一次糾紛，也沒有一次因稿費有過不開心。翻遍《辭海》修訂版的任何一版，都沒有石西民這個名字。但是，《辭海》人心里清楚，當年的上海市委文教書記石西民，是《辭海》的主要功臣之一。《辭海》的編纂工作，是他一手抓的。當時有人反映，《辭海》修訂稿初稿的質量不行，石西民看了不少稿件，決定另組班子重新寫。當浦江飯店集中修訂時，石西民又提出了“知識性、正面性、穩定性”的修訂原則，統一了大家的思想。在《辭海》修訂的關鍵時刻，都是石西民作出正確決策。沒有石西民，就沒有《辭海》修訂版，而《辭海》沒有石西民的名字。那個年代，無論是知識分子還是**，單純，沒有功利，只有國家，沒有自我。

　　世界史分科主編孫道天先生從1979年起就參加《辭海》的修訂編纂工作。2009年版《辭海》修訂時，他不幸患癌癥。但是，他仍要求參加修訂工作。手術后，他坐在病床上修訂。后來，他說話都困難了，仍打電話給編輯詢問出版情況。電子技術分科主編沈志廣，是在工作時倒下的，而此時電子學科的稿件正放在他的辦公桌上。中科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葉祥奎先生，在醫院發出病危通知書的情況下，還關照家人要把一個新詞收到《辭海》里。正是這些知識分子高度的負責和獻身精神，才有了《辭海》一版又一版的修訂和它的高質量、高水平。

　　誰來編纂原創性大型圖書

　　巢峰是《辭海》1979年版修訂以來的4任副主編，也曾經是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辭書出版社的總編輯。82歲的他對記者說，當下的出版他有許多看不懂。比如，抄襲。居然像《辭海》這樣優秀的書，還有人敢抄襲。比如，跟風。一本書賣得好了，換個字或諧音，跟上。比如，本末倒置。過去先有文學圖書出版，才有電影改編。現在，哪部影視火了，才有哪部圖書出版。比如，短命。過去出版人以出版“長命書”為榮，現在爭著做“短命書”，等等。現在，國內每年出版新書20多萬種，又有多少能夠上架的?圖書庫存量，一年比一年多，據說已達500個億碼洋以上。

　　越來越多的人憂慮，今后誰來編纂原創性大型圖書。有人說，一部《辭海》，編纂21年，修訂22年，今天有哪家出版機構“耗”得起呀?現在一項稍微大些的圖書項目，就少有出版社敢做。一方面，一個出版機構的負責人，幾年沒有政績，無法向上也無法向下交代。另一方面，經濟上承擔不起，完成不了利潤，損害個人也損害集體利益。還有人說，《辭海》有中央支持，國內調配力量，調到誰，誰都沒二話。現在，以一家出版社，哪怕是出版集團，也難以調配國內力量。當然，出版機構也可以出面請，但是需要重金，請一個兩個還可以，請一批沒有一家能請得起。也有人說，同樣是文化人，現在和過去不一樣了。過去甘于清貧，甘于坐冷板凳，現在誰愿意呀，誘惑太多了，等等。

　　如此，在出版體制和政策上，有許多值得思考的地方。現在的出版機構都企業化了，這是一種進步。但凡企業，都要追求利潤，沒有利潤，無法生存。在追求社會效益的前提下追求經濟利潤，對于一個企業化的出版機構來說已經是一種自覺和一種境界了。但是，相當多的出版機構難以做到。在今天的形勢下，考核出版部門的政績，是否可在利潤這一塊適當放寬?經濟上增一個百分點降一個百分點，都可以算得出來，而在文化創建上的喪失和消失，是無法計算，更難以追回的。國家要在建立一個合理的科學的圖書市場上下功夫，更要嚴厲打擊盜版、抄襲行為。文化出版上的重大項目，應另建考核辦法，政府在這方面要有所作為，要有政策扶持。同樣呼吁文化人要有責任感、使命感。幾代文化人為《辭海》的奉獻，是一面鏡子，值得今天的文化人學習。

　　在2009年各種紙質版《辭海》問世的同時，《辭海》手持式電子閱讀器也于近日走向讀者。這個閱讀器只有手掌般大小，隨時隨地可以查閱。《辭海》手持式電子閱讀器的問世，是否會給紙質版的《辭海》帶來沖擊?上海世紀出版集團總裁陳昕說：“不會。這是一種閱讀方式的不同，關鍵是內容。2009年新版彩圖本，在出版的一個月中就重版，銷售了21000部。電子閱讀器的問世，可以使更多的人閱讀到《辭海》，尤其是海外華僑。”《辭海》自1979年修訂出版以來，合訂本發行了600多萬套，各科分卷本發行了1200多萬本。近百歲的《辭海》沒有老，生命力旺盛，并且在不斷煥發著青春的氣息。